易凯资本合伙人洪蔼琳环球观察：在全球不确定性中，重新理解中国创新的世界位置

编者按：

作为易凯资本联合创始合伙人兼 CEC International（易凯国际）负责人，洪蔼琳（Irene Hong）女士今年以来受邀前往中东、北美、欧洲、新加坡与日本等地，与主权基金、跨国集团及产业资本展开密集交流。在全球生物科技、AI 与机器人快速重构的当下，她的行程与对话，为理解全球创新趋势提供了最前沿的一线视角。

Irene的判断力与敏感度，来自她跨越近三十年的亲历。27 年前，作为默沙东派往中国推动乙肝疫苗项目落地的工程师，她来到一个刚刚开启创新征程的市场，亲眼见证了中国从仿制药时代走向全球创新舞台的跃迁。这段“扎根中国、穿行世界”的双重经验，使她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语境中，看到更深的结构与更真实的变化。

在易凯资本“2.0 战略”的推进中，国际化已成为核心能力。CEC International 自 2023 年成立以来，以“全球视野链接中国创新”为使命，正在构建覆盖中东、欧洲、东南亚与北美的多层次产业资本网络；并依托易凯在科技、医疗健康与消费等核心领域的长期积累，持续推动跨境交易与产业协同，使易凯在全球创新资本链路中的角色愈发清晰。

以下这篇《环球观察手记》，汇集了洪蔼琳女士在不同国家的第一手见闻。文中，她从真实对话与现场观察出发，冷静剖析生物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全球格局变迁，并指出：在效率驱动的新竞争语境下，理解中国已成为全球参与者不容回避的课题；而中国企业要真正提升全球信任度，也需要与具备跨境经验与服务能力的专业伙伴共同开拓新市场——这正是易凯国际不断深化的价值所在。

易凯资本合伙人洪蔼琳环球观察:

在全球不确定性中

重新理解中国创新的世界位置

要理解这个世界，你必须走出去，换一个视角。若要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出生并成长于美国，父母来自台湾澎湖，而我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已 27 年。90 年代初，我被默沙东派往中国，推动乙肝疫苗在这个刚刚起步向上发展的国家落地。

Irene随默沙东乙肝疫苗工程来到中国

我刚来到中国时，麦当劳还没进入中国，没有互联网，打电话要在单位排队。那时周六要上半天班，天热时还会停电，买进口商品必须去友谊商店，并且要用外汇券。

我亲眼见证中国从一个平庸的仿制药市场，成长为蓬勃崛起的生物科技创新力量。2025 年初，中国对外授权交易金额占全球总量的约 32%，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个位数低位。行业分析师还观察到，此类交易中涉及具有全球首创潜力创新资产的份额正不断增加，这既体现了中国生物技术研发生态的成熟，也反映出全球对中国原创创新的信心持续提升。中国正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提供强劲动力。

当年我初到中国时，街上自行车远多于汽车，中国车也无法与外国车相比。但今天，中国已经在电动车领域成为全球领先者，并对未能快速转型的传统车企构成生存威胁。依托庞大的产能和供应链力量，我认为曾在汽车行业发生的故事，也将重演于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

90年代的中国

中国加速增长，速度惊人，但也承受巨大压力——这种上升速度若遇阻，会在高速爬升中遭遇 “空中停滞（stall mid-air）” 的风险。作为投行，我们长期追踪私募资本的活跃度和整体趋势，如今外资减少、二级市场疲弱、GP 流动性紧张早已不是秘密。我们公司自 25 年前成立以来一直深耕跨境业务，但去年我们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加专注的国际团队，系统性支持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

今年，我大量时间都在海外，与来自美国、欧洲、新加坡、日本及中东的投资人和商业领袖交流。我们国际化布局重点聚焦三大领域：生物科技、机器人、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存在一些共通的挑战，但也各自呈现明显的行业差异，下面我会分别展开讨论。

今年 4 月，在 ChinaBio 大会上，我与默沙东、罗氏、强生、勃林格殷格翰等跨国药企的亚太/全球 BD 负责人讨论中国生物科技生态。他们强调对中国的坚定承诺，正在扩大 BD 与 S&E（Search & Evaluation，寻源与评估）团队。

尽管没人愿公开谈论地缘政治、Bio-Secure Act（《生物安全法案》）或“投资美国优先”政策等潜在威胁，但从行动上看——他们都在强化中国本地团队以寻找创新项目。

我也接触到一批新出现的国际投资者，如 Novo Holdings、Forbion、RA Capital、Sofinnova、Deerfield 等，他们纷纷表达对中国资产的兴趣。前所未有的是，中国正在持续产出全球领先的 First-in-Class （全球首创）和 Best-in-Class（同类最佳） 项目，且增速加快。如今已没有人质疑中国是否具备创新能力——事实上，中国企业往往能以更快速度、更高资本效率推进研发。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随后前往波士顿附近的科德角（Cape Cod）参加了一场闭门邀请制会议，约 200 名参与者均为医药与生物科技产业的 C 级管理者以及头部医疗基金合伙人。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参与者，我从“中国视角”跳进了“波士顿视角”，获得不少新的感悟。

美国的医药与生物科技行业，正被以下多项监管因素深度冲击：

· “最惠国政策”

美国版带量采购，使药价承压

· “小分子惩罚”

  缩短小分子药物的专利保护期

· FDA 与 NIH 裁员

  关键能力或受削弱

· 大学与科研机构的政府资助减少

· 全国多家实验室的博士签证被取消

  影响当前与未来人才供给

监管混乱让二级市场充满不确定性，IPO 大幅减少，GP 因此必须优先维持现有投资组合的现金流。结果是：美国生物科技企业陷入的困境，与中国在“资本寒冬”中的处境非常相似。

唯一的显著差异在于：中国企业早已习惯监管环境的波动，因而更具灵活性和应变能力；而美国行业从未经历过如此剧烈的监管震荡，缺乏足够的资源与机制来快速调整。

一位跨国药企高管甚至提到：同一分子在中国的开发成本可比在美国低约 30%。中国的优势在于研发速度与资本效率——这是美国和欧洲难以企及的。美国一直在创新与领导力方面处于前沿，但若缺少政府与监管层面的支持，其长期稳定性正面临威胁。

在会议现场，我感受到只有极少数美国行业人士真正理解中国创新生态的速度与能力。许多人受媒体影响，以为中国的崛起是由政府“精心操盘（orchestrated）”出来的，担心会冲击美国生物科技行业。

但事实是，这一生态是过去 25 年在 CRO 崛起背景下自然发展起来的。大量海外人才回流、大量资本涌入、企业与科学家扎实推进研发——所有这些都是市场驱动，而非外界误以为的“被制造出来的增长”。

我对美国生物科技投资人和企业的建议很简单：必须亲自来中国看看，否则会被时代甩在后面。不要只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思考如何利用中国的效率优势。

随着美国监管体系的不稳定与成本提高，一些美国企业开始考虑在澳大利亚或欧洲开展临床研究；也有企业尝试在中国做 IIT（研究者发起的试验）以获取人体数据，并凭此顺利融资。

在一场会议上，有人问我：“哪个地区最适合药物研发？”这其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取决于适应症、目标市场、监管路径。与其把各地区割裂来看，更成熟的方式是制定全球化策略，尤其是全球临床策略。

我原本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限制国内创新药向跨国企业外授权，以扶持本土竞争者；但出乎意料的是，2025 年 9 月，《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限制跨国企业从中国引进创新药，声称这“损害美国生物企业”。对此，前 FDA 局长 Scott Gottlieb（现为 NEA 合伙人兼辉瑞董事会成员）警告：

限制从中国引进创新药将引发 IP 军备竞赛，并直接损害美国患者利益。

生物科技不应该是一场零和游戏。

核心结论如下：

1）中国将以高速与高效率继续提升其在全球研发体系中的影响力。

2）若不尝试利用中国的创新生态，外国企业可能迅速失去竞争力。

3）美国生命科学体系正因资本市场、人才与监管动荡而削弱，这将为其他地区提供进入全球生物科技“稳定器”角色的机会。

美国无疑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但中国正迅速崛起为有能力挑战美国深科技地位的重要力量。我并不愿意用“竞争”来形容，因为企业本质上是为了创新与价值创造而生。但在政府叙事框架下，它正逐渐被塑造成下一场“核竞赛”。

在 DeepSeek 出现之前，外界曾担心美国的芯片限制会影响中国 AI 的进展。但 DeepSeek 的发布向全球展示：中国不会被甩在后面，且具备以更少资源实现突破的资本效率。

美国政府近期推动的“美国投资优先政策”禁止美国机构或公民投资中国 AI 企业。任何寻求美国资金的中国公司都必须“远离中国”，等于被迫选边站。

尽管存在巨大监管风险，仍有极少数美国基金愿意在足够高的预期回报下承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些投资团队虽然在美国办公，但资金来源来自亚洲或欧洲，因此不受同样限制。

在沙特，我与公共投资基金（PIF）及国家级人工智能平台 HUMAIN 的相关团队交流时，对方不约而同提到：在当前环境下，同时与中美两大 AI 生态开展合作并非易事。

上周，美国与沙特签署 AI 合作备忘录，在战略层面进一步强化双方的技术合作。虽然企业层面并无禁止与中国合作的明文规定，但在新的政策框架下，同时参与中美两端生态的操作空间与复杂度都在上升。可以看出，美国正持续传递更明确的阵营信号。

除了中美之外的国家，都必须在两大生态间保持合作，否则将被时代抛下。世界很大，大多数国家都希望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很可能通过不同主体、不同路径，同时与中美合作。但对于中国深科技企业而言，出海正在变得越来越难。

随着美国市场关闭大门，中国企业必须更多依赖欧洲、亚洲与中东的资本与市场。

在机器人／类人机器人（humanoid）领域，欧洲企业必须迅速投资或合作，否则可能像新能源车崛起时的传统车企一样被淘汰。过去一年，我们持续与欧洲大型企业沟通其类人机器人战略，为客户寻找潜在投资与商业合作机会。

总体来看，欧洲面临严峻的财政压力、工会对自动化的抵制、以及对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结构性不信任。尽管投资中国机器人和 AI 至关重要，但欧洲行动速度缓慢，且严重低估了产业变革的速度。

亚洲同样重要，尤其是韩国和日本。尽管三国关系复杂，但考虑到美国的施压和欧洲的经济困境，亚洲区域间的深度合作将变得越来越必要。

在日本，我参观了 iRex 机器人展，发现 90% 的展位仍是传统工业自动化，只有约 10% 涉及类人机器人和 AI。当我问一家企业的 CEO 是否会考虑与中国机器人生态合作升级能力时，他回答说：中国主要做消费级类人机器人，并提到宇树机器人（Unitree）的跳舞视频。

我对此十分感慨：一些企业展示灵活性与机动性的“表演式演示”，竟让海外行业人士误以为中国只做“消费玩具型类人机器人”。我最近也与一家国际咨询与系统集成企业的类人机器人创新负责人对话，对方承认中国硬件能力强，但并未充分理解中国在生成式 AI、自学习能力方面的进展与野心。

如果你还记得当年行业讨论无人驾驶从 L3 到 L5 的难度与未知——今天类人机器人行业的氛围，与当时如出一辙。

欧洲与亚洲必须醒来。与欧洲及亚洲战略企业交流后，我愈发确信他们普遍低估了 AI 与机器人改变产业的速度，也低估了新一代中国创业者的国际化能力与技术雄心。

在全球交流中，我常能感受到一种认知差异：世界对中国科技能力的关注在增强，但在信任与理解上仍存在一定距离。过去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方式，给海外伙伴留下了不佳印象：

1）看似有兴趣，但合作讨论容易无疾而终

2）过度承诺，难以兑现

3）缺乏长期主义，遇到困难就换合作方

4）产品与服务质量不稳定、细节把控不足

5）在谈判中过于功利，缺乏双赢意识

要提升全球信任度，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合作方式。我认为最有效的路径是：与具备成熟服务能力的海外合作伙伴共同部署，共同进入新市场。

中国擅长研发与生产，但在全球范围内的部署与服务能力并不占优。进入海外市场的最佳方式，很可能是让本地合作伙伴来负责服务与交付。

当我询问海外企业是否愿意与中国的 AI 或机器人企业合作时，常见反应是犹豫、戒备与担忧。我告诉他们：请把中国视为全球最强的供应链力量。中国可以提供 OEM/ODM，让其他国家负责训练与部署，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建立“可靠、可信赖的长期伙伴”形象。